在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和精简政策的同时，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先是到国营农、林、牧、渔场去，从１９６２年下半年起转向以插队为主。１９６４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后，把下乡上山确立为城镇青年学生就业的一项长远方针，制定了一套相应的政策措施。５年内全国共下乡１２９万人，其中插队８７万人，到农场４２万人，平均每年２６万人。这几年由于政策适当，步子稳妥，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把它扭曲了，发生违背初衷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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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服“三年困难”的一项根本措施

1月至5月： 为了纠正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持续３年多的失误，摆脱国家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出现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在北京先后召开了两次扩大的工作会议和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３次会议主要是对“大跃进”以来的财政经济形势进行了深入地分析，总结经验，统一思想，提出了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和措施。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减少城市人口、制止通货膨胀、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等六条措施。他认为，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措施。不仅要动员“大跃进”中进城的农民返回农村，充实农业的生产力，还要动员一部分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家吃饭”。５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１９６１年压缩城镇人口１０００多万的基础上，１９６２年再减少城镇人口１０００万人。其中，精简职工８５０万人。会议期间，中央的几位领导人都对精简、压缩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说：这次会议，各方面的问题都摆出来了，要做的事情很多，中心任务是两个：一个是减少两千万城市人口；一个是加强农业生产队的工作。这两件事都不能抓迟了。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说：现在，减少城镇人口和精减职工的决心要下，其目的是把我们的经济生活来一个大幅度的调整，使之在新的发展基础上来一个大改组。这个事情是领导的决心，也是全民的决心。他还进一步指出，这如同一个中等国家搬家，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只有无产阶级政权才有这个魄力，才有这样的群众基础。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说：我们下决心减少两千万城市人口，这也算一个勇气。搞这件事应该决心大，行动快。但是，要有区别、有步骤地进行，尽可能不出乱子，少出乱子，不出大乱子。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后来谈起这一决策时，曾深有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国务院提出精减职工安置办法

6月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规定》指出，为了顺利地进行经济工作和圆满地完成精简职工任务，各级政府对一切精减下来的职工，都应当以负责到底的精神，采取多种办法，积极地妥善地予以安置，务使他们各得其所。 《规定》要求对精简的职工，主要是安置到农村。凡是来自农村、能够回乡的，都应当说服他们，回到本乡的生产队中去参加农业生产。对于精减下来的无家可归和城镇无法安置、但具有下乡条件的职工，可以安置到农场（包括牧场、林场、渔场）。 《规定》对精减职工的不同安置去向及其工资、口粮和安置补助费等都做了明确规定。 这个《规定》下达后，各地国营农、林、牧、渔场即有序地逐步展开接收、安置精简职工（包括一些青年学生）的工作。国家农垦部成立了安置办公室。 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第二个历史阶段，也从此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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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提出调整安置工作方向

6月29日至7月10日： 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即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小组）召开了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会议原定主要讨论国营农场的安置工作。会议期间，周总理接见各大区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时，提出了调整安置工作方向和改变工作重点的问题，把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提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日程。自此，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国范围内稳步展开。 周恩来总理在７月９日的会议上指出，今后１５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要求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作长远打算，编制出５年安置计划。今后安置的主要方向主要是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其次是插入国营农、牧、林、渔场，再次是扩建、新建国营农、牧、林、渔场。要求各级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把插队工作统管起来。插队安置是一条好出路，嘉兴县安置了５３０７人，安徽安置上海７０００人，这些经验应该推广。到嘉兴去的，每人给５０元；到安徽去的每人给１５０元，这个经验很好啊！小平同志几年的理想实现了。插队有多种形式：首先提倡个人自动下去插队，投亲靠友，家庭帮助承担点国家困难。其次是有组织的分散插队，这是重点。第三是建立生产队，开垦小片荒地，这比建立国营农场好，但必须选择那些有条件的地区。插队的好典型要登报，鼓励青年自动下乡插队。各大区、各省都要抓典型推动一下。要抓紧督促各地把安置工作的重点转到插队上来，把青年自动下乡插队作为主要方向来宣传。嘉兴的路子，从长远来看，是最主要的、最宽广的、最有前途的出路。 谭震林副总理说，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对于插队安置，想了好长时间了。他说，一个队安置两个中学生会搞好的。他们不仅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上起作用，经过锻炼，在政治上也会起作用的。因此，应当向干部、青年学生和社员群众讲清楚，插队是体现多、快、好、省路线的安置形式。我们的目的是把城市多余的劳动力转向农村。 ８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这次会议报告。在批语中再次强调指出：分散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是今后安置城市下乡人员的主要形式；对安置今年大中城市不能升学、就业的高初中毕业生的工作要早作安排；要拟定１９６４年安置计划和１５年安置规划轮廓，准备在９月召开的城市工作会议上讨论。

全国已有３０万人下乡上山

12月31日： 据统计，１９６２——１９６３年全国共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和社会闲散人员３０万人下乡上山。按照国家计划统筹安排下乡的工作，实际上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为了避免仓促行动，减少盲目性，各地大力进行调查研究，安排落实城乡的动员、安置计划，并可能把安置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些。下乡人数虽然不多，但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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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颁发指导知青下乡上山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1月16日： 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下发后，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表示基本同意。后来，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转达中央领导人的意见：不再修改了，可按此《决定》精神执行。这个《决定（草案）》是积近两年实践经验形成的，是指导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决定（草案）》在讲到必要性和可能性时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建国以来的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动员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但是也必须看到这项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要达到生活自给，一般需要两年左右；要建立像普通农民那样的一个家底，约需要三五年；要使他们从思想上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所需时间还要更长一些。 《决定（草案）》对于加强宣传动员工作，对于安置方向和安置形式，对于国家的投入和扶持，对于巩固安置工作和加强领导等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并要求各地着手编７年长远规划。《决定（草案）》提出，为了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谭震林同志负责；安置办公室设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内。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和有任务的专、县，也应由一名主要领导干部负责，组成领导小组。安置任务较大的县，应当建立安置工作组。各级安置办公室和县安置工作组的干部，都应当固定下来，并按下乡人员千分之六的比例配备，列入行政编制。

《人民日报》就知青下乡上山连续发表社论

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下发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 ２月１６日，首篇社论的题目是《继续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社论指出，根据近几年来的经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主要途径是让他们到农村“插队”落户，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每省选择若干有条件的县，每县选择若干有条件的公社、生产队，对下乡上山的城市青年作适当集中的安置。本报发表的到浙江省嘉兴县安家落户的２３９０名知识青年和到辽宁省金县梨树沟的２７名城市知识青年的事迹，证明了下乡上山确实是城市知识青年的一条宽阔大道。浙江、辽宁等地动员和组织城市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已经提供了一些好经验。希望全国各地参考他们的经验，总结本地的经验，进一步把这项繁重细致的工作做得更加出色，更有成绩。 ２月２８日，又发表了题为《热情关怀回乡下乡的知识青年》的社论。社论指出，今后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将日益增多，如何认真地做好团结、教育和培养他们的工作，热情地关心他们的生活、学习，使他们落脚生根、开花结果，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这应当是各级党、团组织，特别是农村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的一项经常的重要的工作。社论根据城市青年的特点，对如何做好对他们的帮助、教育和培养工作，从诸多方面提出了可行性意见。

国营农场安置城市知青的纪律规定

10月21日：农垦部发布《关于国营农场安置城市知识青年的纪律规定》。《规定》指出，为了确保中央关于组织和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参加农业生产的方针的顺利贯彻执行，打击坏人坏事，应严格遵照中央５月９日的批示精神，采取措施，查清事实，对歧视、打击，污辱下场青年的不法行为。加以严肃处理，特规定以下几条纪律：一、必须教育全体职工，热情欢迎和关怀下场青年，并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困难，作到一视同仁。二、必须加强对下场青年的政治工作，特别应加强阶级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三、必须贯彻婚姻政策，开展晚婚教育，教育职工正确处理恋爱和婚姻问题。四、必须加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加强法制观念，尊重下场青年的民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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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批转１９６５年安置计划

4月28日：国务院同意并转发了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关于１９６５年安置计划的报告》。核定１９６５年下乡、回乡安置人数总计５４.３万人，其中插队的３６.７万人，到国营农、林、牧、渔场的１０.３万人，水土保持专业队０.５万人，回乡６.８万人。安排经费２亿元，对插队补助经费也作了调整。

《人民日报》就关心下乡上山知青发表长篇社论

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热情关怀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的长篇社论。社论在阐述下乡上山的重大意义和“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方针之后，强调指出，各级党委特别是县委，必须经常地认真地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把下乡上山青年的政治思想、生产劳动、物质生活、文化生活等等问题，列入议事日程，讨论，决定，实行，检查。发现了经验就要推广，发现了问题就要解决。过去关心不够的，今后要多去关心。劳动、文教、农林、民政等部门，共青团、工会、妇联等组织，都应当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积极主动地在下乡上山青年中做好自己应做的工作。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以及国营农、林、牧、渔场的党组织、共青团组织和各级干部，都应当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关怀下乡上山青年的健康成长。

周恩来、陈毅在新疆看望支边青年

7月上旬：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视察时，对生产建设兵团接收安置退伍兵和支边青年工作作了指示，主要是：要把接收和安置退伍兵和城市知识青年，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要办好这所“劳动大学”，把青年带好，教育改造好。青年的出身成分问题，个人表现第一，家庭出身第二。关键在于个人表现和立场。要在青年中进行计划生育的宣传，提倡晚婚。要关心职工生活。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向大庆学习。 ７月５日下午４时，周总理、陈副总理到石河子垦区看望上海青年连，当时被接见的知识青年有：杨永青、贺宗群、齐毓纯、陈习琴、张立勇、应志毅、卓爱玲、雍凤兰、郑月华、魏淑苓、朱兆华、孙贵娟等１２人。总理同他们进行了座谈，当知道大家都是冲破重重阻力来到新疆时，连连赞许“不容易啊！”。 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０日，陈毅副总理又一次来到新疆，在接见上海等地１９名支边青年时，表扬他们在参加边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起了带头作用，树立了把书本知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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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招生取消考试

7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从１９６６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各大学当年均未招生，增加了城镇不能升学、就业的人数。同时，由于下乡青年返回城镇“造反”，动员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工作也陷于瘫痪。

数万名下乡知青涌向北京“造反”

11月至12月：数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涌向北京上访、“造反”，成立了各种“造反”组织。有的说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要求返回城镇“闹革命”。

《人民日报》发表纪念“一二·九”运动３０周年社论

1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同工农结合是知识青年的历史道路》的社论——纪念一二·九运动３０周年。社论指出，知识青年同工农结合，同工农变成一体，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的光辉思想，是一条历史的必由之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任务。处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知识青年，到工厂去，到矿山去，特别是到农村去。社论说，将来每年都有一大批知识青年从学校出来，去当新型农民。不仅中学毕业生要当农民，大学毕业生也要当农民。不仅农村的知识青年要当农民，城市的知识青年也要下乡上山当农民。这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培植共产主义萌芽的伟大创举。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知青下乡上山工作即行停顿

年末 ：本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尚未完全显露，工农业生产继续呈现恢复和发展趋势。原计划动员６７万人下乡，１——８月，城市共动员不能升学、就业的知识青年和闲散人员３６万人下乡上山。８月以后，随着串连、“造反”浪潮兴起，下乡上山工作亦告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