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票证兴废看中国经济

作者：林培山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 2011年第4期

在清理久未翻腾的抽屉时，发现了早已被遗忘的上个世纪印制和发放的一些票证。细细查看，有不同面额的全国通用粮票、地方粮票、面票、米票、油票，不同年份的购粮证、购猪肉证、购煤证、购天然气证、购货证等，真是种类繁多，丰富多彩。遗憾的是，没有找到布票。后来据老伴回忆，所以没有找到布票，是布票行将停用前用它买了床单。

在清查的过程中，不禁引发了从票证发放到其“退休”那段不寻常历史的回忆与思考，从而更清楚地回味到党在领导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走过的艰辛道路和改革开放给人民生活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些票证中，“资历”最老的要算粮本和粮票了。据我的记忆，粮本和粮票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大约是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产物，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在粮食敞开供应后才退出了历史舞台。其他票证是以后陆续诞生的，特别是1960年到1962年历史上称之为“三年困难时期”，各种票证可以说是相当“健全”了，吃喝的东西，除了水几乎没有不凭票证供应的了；穿的衣服、铺盖的被褥、烧的煤、用的肥皂等，无不是定量凭票证供应。

《购货证》的实际供应品种是：粉丝、粉条、淀粉、麻酱、食碱、鸡蛋、火柴等。《购煤证》、《液化气换气证》和《天然气用气证》，反映了由用蜂窝煤烧饭，到用液化气再到用天然气的历史发展过程。

凭票供应的物品数量标准都较低，而且大都是落实到人头的。以粮食定量为例，就地区而论，城市与乡镇、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略有差别；以人而论，重体力劳动、一般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老人小孩都区别对待。机关干部属脑力劳动者，一般每月定量在26～28斤之间。至于粗细粮比例，各地有各地的规定。油、肉的供应标准也都是以人头而定，地区之间、城市之间以及城市与乡镇之间也有差别。北京是每人每月猪肉半斤，食油半斤，春节、国庆节另发补助票。

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渡过难关，人们想了不少办法。1960年7月，《人民日报》曾发表过《大量生产小球藻》的社论，于是生产“小球藻”、“人造蛋白”、“植物蛋白”等一度很热闹。中央也曾转发过“苞米食用增量法”，以此推广“做饭技术革新运动”，但也以无果而终。真正对度荒起过一些作用的，是许多单位设法搞了一些副食生产。当时我在中央监委工作，因营养不良，不少同事患了浮肿病。我们夫妻俩都因浮肿而被送到万寿路招待所休养过。中监委和中组部的领导，为了给职工增加一点营养，决定抽出人员到黑龙江省北安地区与省委组织部合办农场，开荒种大豆，我是其中的一员。经过一年的艰苦劳动，生产了几万斤大豆，为机关渡过难关起了一定作用。在此期间，中央为了保护骨干队伍顺利过关，行政13级以上干部每人每月增发一斤肉、蛋票；14～17级干部增发一斤糖、豆票。所以，当时有了所谓“肉蛋”干部和“糖豆”干部之说。

粮食是维持人生命的主要食物，因此，在凭票证定量供应的年代，不少家庭买回口粮后，都用碗量一量，以便按定量做饭，防止超支。吃饭时，多是先尽着孩子吃饱，大人再分着吃。在食堂就餐的职工，也是按定量花饭票，不敢超量，而且常常是进食堂时很高兴，吃完饭还不想走，因为总觉得肚子里还欠缺一点。职工若调动工作，或由这个城镇搬到另一城镇，粮食供应成了一种必须转接的关系，要到粮管部门办理转接手续。临时到外地出差、探亲，也须领取或兑换全国通用粮票，否则将会“饿饭”。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粮票的“身价”，比人民币还高，因为你有钱无粮票并不能买到饭吃。1980年代末，副食品供应逐渐改善，人们的粮食消耗逐渐减少，有些人手上有了节余的粮票，于是用粮票换日用品等小东西也逐渐流行开来。由此看来，粮票在民间私交中好像又成了有价票券。

对于副食品，那时人们的想法与现在人们的想法也不完全一样。现在人们买肉总是想买瘦一点的，最好像“通脊”一类纯瘦肉，而那时人们总是想买肥一点的，能买着“大油”更好。这倒不是人们不懂得肥肉对人体不如瘦肉好，而是因为当时所吃食物缺乏油水所致。买蔬菜如果有挑选的余地，就尽量买那些出熟菜率高一点的，含水分多的一下锅就变得很少的，尽量少买或不买。这是因为人们首先考虑的不是营养搭配问题，而是填饱肚子更重要。

造成物资如此匮乏，人民生活如此困难，既有天灾，也有人祸，主要是人祸。据资料记载，1960年粮食和棉花产量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产量跌落到建国时的水平，轻工业产品也大幅降低。1960年与1957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粮食消费量减少19.4％，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减少70％。这就是所以必须采取凭票证定量供应措施的经济缘由。

生产水平回落，除了连续严重的自然灾害外，主要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左”的错误，急于求成。在所有制方面和生产关系上的“急于过渡”，无偿地剥夺农民、无偿地占有他人劳动成果，严重地伤害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建设速度上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所谓“大干快上”，轻率地发动“大跃进”运动，造成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错误严重泛滥，对社会生产力、经济建设的严重破坏。

从1960年起，中央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上的调整，情况很快有了好转。1960年11月，中央决定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1961年元月，中央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同年6月又决定解散了农村的公共食堂。在诸多措施实施之后，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供应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可是还没有等到可以取消票证的程度，又来了那“史无前例”的年代，十年浩劫，天下大乱，是非颠倒，喊的是“抓革命促生产”，实际是“停产闹革命”，不但把刚刚恢复的生产破坏了，而且把原来的老底子也挖空了，致使整个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就是使那些票证得以“长寿”的政治原因。

从保障人民顺利渡过难关，确保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票证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不难设想，在吃、穿、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如果不采取凭票证定量供应的办法，必然是物价飞涨，人心浮动，社会动荡，广大人民群众吃的苦头会更多更大。凭票证定量供应生活必需品，虽然标准较低，但有保证，人们心里还是踏实的。所以在那个时期，尽管日子过得艰难，但是听到的牢骚、怪话并不比现在多，这是因为广大群众支持党和政府的举措，相信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上下齐努力，一定能渡过难关，迎来好日子。在笔者看来，当年实行凭票证定量供应，也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现，其意义就在于它能使人民得到最低生活保障。

票证的完全彻底“退休”，是改革开放，生产发展的结果。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这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又一次伟大革命的正确路线。在这个基本路线指引下，高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经济建设得到了持续快速发展。有资料记载，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79亿元，到2008年增长为300670亿元，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国家财政收入，1950年为62亿元，2008年增至61317亿元，有关官员最近透露，2010年有望达到8万亿元，为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外汇储备为世界第一，到2008年底达到19460亿美元。粮食产量2008年达到52870.9万吨，比1949年增长3.7倍，用占世界10％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现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国力大大增强，物资供应充足，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票证自然就没有了“用武之地”，只能告退。

从实施票证史实的回顾中，使我们更深刻地感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的重要性。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说的好：“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说：“如果现在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是死路一条。”胡锦涛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讲话中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这些教导，既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我们今后行动的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