筱敏：德意志暗影
作者：阿陀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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筱敏：德意志暗影
作者：阿陀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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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暗影 作者：筱敏 来源：转载自方文的博客http://home.blshe.com/blog.php?uid=240&id=219712 什么是民族的尊严？一个将公民的眼睛和嘴巴贴上封条的民族是没有尊严的。一个取消大脑、践踏个人自由的民族是没有尊严的。一个倒伏在专制强权下，到处流行政治的情感瘟疫的民族是没有尊严的。一个无视个人尊严的民族是没有整体尊严的。一个拒绝审视自己，用一些含糊的修辞遮掩罪过、拒绝忏悔的民族，同样是没有尊严的。
“法西斯”这个词，是我从幼年开始就时常听到的，它多半出现在面孔威严的报刊社论或层层下发的学习资料中，还有行列整饬的群众集会上或游行队伍里。没有人告诉我这个词的原初意思，更没有人培养我追问起源的习惯，我只是凭这个词在唇齿间的摩擦，感觉到齿冷，感觉到一种血腥气味。也正因为这种感觉的恐吓，使我感觉到它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无论从空间到时间来说，都距离我们极其遥远。 直到几十年后，我才在个人的阅读中得知，法西斯（FASCIO）一词，来源于拉丁文FASCIS，原指捆在一起的一束棍棒，中间插一柄斧头，是古罗马高官的权力标志，象征着万众团结一致，服从一个意志，一个权力。这样一个标志，似乎与我们理解中的公共秩序并不相左，甚至合符我们早已习惯的某种社会理想。它最终竟会沦为杀人如麻的恶魔，几乎毁灭了世界，对此，仅仅用一个反逻辑的现代神话来解释，是很令人怀疑的。即便就说神话，那柄斧头固然是罪魁，然而那群棍棒们呢？毕竟，仅凭一柄斧头，无论它如何锋利，还是不能把四散的棍棒们捆绑在一起的。 捆绑在一起，这究竟是斧头的理想，还是棍棒们的理想？清理这个问题，不需要怎样超凡的智慧，需要的只是诚实和勇气。我同意“什么样的群众就配有什么样的领袖”的说法，然而，问题的困难之处在于：群众——它作为一个群体出现的时候，是可以不负责任的，因为无论怎样的法庭对它都无从追究。即使它成千上万地聚集在一起，海潮一样地冲决过什么，吞没过什么，其威力真实得足以让你刻骨铭心。但时过境迁，潮水一夜之间退去，那个实体顷刻就不存在了，你无法寻找它，它似乎从来不曾存在过，面对空空如也的广场，你甚至怀疑自己刻骨铭心的记忆？ 希特勒及其纳粹党，是在合法的选举中掌握政权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尽管那些喜欢细部，喜欢情节曲折的历史学家可以举出许多偶然的因素，这个基本的事实仍是事实。议会民主制被埋葬，各个政党被消灭，通过法律规定：“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德国的唯一政党”，（不要依据某种道德标准，给法律一词打上引号，法律就是法律，无论内容的善恶，其效力都是一样的。）停止执行宪法中保障个人和公民自由的条款，解散工会，取缔罢工，恐怖的秘密警察和恐怖的集中营，……既然这一切都没有遭到什么反抗，接下来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 群众——雅斯贝斯写道：“群众是无实存的生命，是无信仰的迷信。它可以踏平一切。它不愿意容忍独立与卓越，而是倾向于迫使人们成为像蚂蚁一样的自动机。” 雅斯贝斯，这位在纳粹的极权统治下侥幸活下来的哲人，对此命题的思考，绝不是在窗明几净的书斋中进行的，他的哲思必然地凝有个人的，乃至人类的血泪的成分。 历史中有一些场景，是很可以让人类难堪的，这绝不仅仅指奥斯威辛死亡灭绝营一类。它们很小，可能算不上一个“事件”，但与我们生存的性质是更贴近的。 时至今日，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描述极权统治下的人民群众呢？ 事实是，绝大多数德国人并不在乎他们的个人自由遭到剥夺，他们似乎并不感到专制制度的残忍，相反，却怀着真正的热情支持这个政权。因为这个政权给予这个民族新的秩序，而秩序对于他们，从来是比自由和权利更重要的，歌德老头——这座德意志精神的山峰不就曾说过吗？没有秩序比不公正更令他厌恶。还因为这个政权消除了失业，使经济出现了奇迹，被剥夺去工会权利的工人们捧着午餐饭盒，轻松愉快地取笑共和时期的辞藻，说：至少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已不再有挨饿的自由。 为了德国重新强大起来，他们甘愿作出独裁者所要求于他们的牺牲。个人的渺小，卑贱，无能为力，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于是，人们渴望加入一个集团，（尽管可能是一个碾碎个人的集团），加入一个事业（也许是一个非正义的事业），人们渴望依靠在一个庞然大物之上，这是漫长的奴役制度压铸出来的习性。而在庞然大物的面前，一个深怀感激的人，一个不能确定个人为何物的人，除了服从和牺牲，还能有旁的选择吗？“先公后私”，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纳粹时期一个流行的口号，忠实、虔信、无条件服从和无条件牺牲，自然成了至高的道德标准。你甚至可以从那里感受到时代的伟大与崇高。 于是有了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火炬之夜，人们手持火炬像洪水一样席卷而来，从大街小巷，成千上万的人们，举旗列队，唱着，叫着，向阳台上的大独裁者欢呼着，如醉如狂。夜复一夜的火炬游行，整个民族以为沿着这火光的洪流就能进入伊甸园了。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德国作家路德维希描述道：“一整个时代没有幻想了，现在至少出现了一长串旗帜在德国人头上飘扬，人们可以听到铿锵的命令声，嘹亮的喇叭声，一座由上千块石级和上百个头衔组成的伟大的仿古金字塔由纳粹建立起来了，人们从这座金字塔上带下来袖徽，新帽子，特别是一双马靴，虽然实际上已无马可言。” 纽伦堡的纳粹党大会盛况空前。巍峨庄严的主席台，顶部雕塑着巨大的德意志雄鹰，将夜空照射通明的探照灯光柱，广场，广场上站成方阵的数量达二十万之巨的人群。鼓声。口号声。军乐和瓦格纳的音乐。元首的振奋人心的演说。置身于如此壮观的场景，有谁不感到自己强大有力，不产生一种忘我的激情呢？依凭个人自由个人自决的时候，我们何曾如此强大？何曾如此睥睨世界？难怪那位青年首领有那样挚诚的声音——“这样一个时刻令我们深感骄傲和幸福。”于是，当元首讲演说：“你们只是千百万人的代表。你们要自己教育自己，为的是学会服从。”海洋一般的群众就报之以振臂高呼“党就是希特勒，希特勒就是德国！”这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群众的海洋是一个恐怖的磁场，一旦涌动起来，周遭的一切都无法辨别自己的方位，几乎逃不脱被吸附的命运。德国的艺术家把这史无前例的场面拍摄成大型新闻纪录片，不就引起世界的轰动和赞叹么？这部名为《意志的胜利》的法西斯影片，一连串获得数项大奖：纳粹国家奖（这是当然的），威尼斯电影节金奖，甚至还有巴黎电影节法国政府大奖！——文艺复兴的伟大传统在哪里？法国的自由精神在哪里？ 现在，群众的海洋处在汹涌潮涨的时分，用“被迫”或“被蒙骗”这样的理由来解释这种疯狂的潮涨，是很有几分可笑的。路德维希愤而指出：“这一次将没有一个德国人能说，他是被统治阶级胁迫的，因为今天几乎每个人都有朋友在党内。几乎整个国家都参与或拥护了这场浩劫。” 在一个群情振奋的时代，歌曲总是少不了的，歌曲能有效地使群众的情感获得统一。重温一下那时的歌曲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你在哪里，那里的人心跳得更有力。 于是，“希特勒万岁！”就不仅只在群众大会上高呼，它成了人们之间相互打招呼的形式，成了同僚之间通电话时的问候语。于是，《我的奋斗》就不仅仅只是党员必读，而是成了新的圣经，人人必备，成了亲朋戚友向每一对新郎新娘赠送的结婚礼物。于是，那些善良的儿子，那些和蔼的父亲，自觉自愿扛起枪开往别国的领土，自觉自愿充当灭绝营的刽子手，而全没有道德上的顾忌。于是，那些天真烂漫的金发儿童嘟起小嘴，两手不停地上下舞动，冲着他门昔日的玩伴高喊“滚蛋！犹太猪！”……这种群众的意志，渗入一切的生活细节，奴役着灵魂本身，从而成为多数人的专制和暴虐，将整个民族拖入罪恶的深渊。如果人们还记得，就在几年以前，在希特勒即将获得命运攸关的任命的前夜，还曾有十万工人涌进柏林市中心的公园举行示威，反对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我们便会对“群众”这个实体感到惊愕。逃亡之中的茨威格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中绝望地写道：“我学过的历史和自己写过的历史太多了，我不会不知道大批群众总是突然倒向势力大的一边的。”这样恣肆的汪洋不会留下任何一角生存空间给苟活者，你不能把它关在窗外，而在你的小屋顶下过你超然物外的日子。你甚至不知道有没有岸，更不知道岸在哪里。无边无际的汪洋，它是地平线本身，是生存现实本身，逃亡者还能依凭什么呢？绝望的茨威格便在异国他乡，以合符一个自由人的尊严的方式，选择了死亡。 个人自由的信念和理想，只是人类历史上很晚近才出现的，它是以个人的行为能力，自决能力，对个人命运和公共事务承担责任的能力为先决条件的。然而，奴役的制度却由来已久，服从听命，崇仰权威的性格也由来已久。尽管自由这个词通体都闪耀着星星的光芒，但责任一词的负荷必定沉重。畏惧责任，因之逃避自由，宁愿依附一个庞然大物，又乐于被看作是自由的，这样一种沿袭久远的心理惯性，构成了稳固的群众秩序，它的衍变，比起朝代的更替缓慢得多。有了如此稳固的秩序，极权统治就有了赖以立命的基石。 所谓集体的罪责，事实上是无从追究的，卑怯的从众和强横的元恶多深知这一点。 在纽伦堡审判的法庭上，面对足以装满六卡车的罪证文件，面对数不胜数的令人发指的暴行，那二十一名被告——仅仅是二十一名，其中包括德国空军元帅、统帅部参谋长、盖世太保头子、纳粹党元老、煽动反犹运动的主要理论家…… 就是这样一些被告，竟无一例外地申明自己无罪！他们互相推诿、责备，以服从命令的理由为自己开脱。无一例外地强调自己受蒙蔽或无力反抗！无一例外地申说自己不负有个人的罪责！ 当我们看到我们早已习惯的群众迷信或说群众游戏规则被推演到如此地步，我们能不为自己置身其中的群体，能不为这个群体的生存性质哀泣么？
三十年代中期，纳粹德国有一幅很著名的宣传画，可以看作是那个时代的本质的真实体现，画的标题是“整个德国都在收听元首讲演”。画面中心是一台巨大得毫无道理的无线电收音机，在它之下是无边无际的人的海洋。看不到任何一个人的脸，没有脸和眼睛的人海，是融合得很完美的。人海这种象征物，从来不会有什么思想的迹象，现在也没有星点语言的迹象，取代一切的，是那台巨大的会发声的机器。那个巨大的方块实在毫无美感，仅从构图来看，它也是太粗暴的。它在这里代表一种强硬的意志，代表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绝对权威，像是被人潮推涌出来，像是在海面赫然升起，它代表“元首的讲演”。 无线电广播的出现和普及，把独裁者声音的魔力放大，远扬，使那声音乘着电波充斥每一寸空间，有一种上帝君临的戏剧效果。（假如当时有了占领每家每户的电视，“元首”的魔力是否会更迅速地掀起崇拜的狂潮呢？）对于改造德国人民，实现一个声音一个意志一个思想的极权主义统治，无线电广播的作用难以估量。这是一个迫使人们收听的世界，这种迫使不是靠刺刀来实现的，而是靠语言的喋喋不休，重复千遍来实现。一套一套装备完好的语言，网一样张开，守候在所有日常生活的过道上，随时随地向你喷射而来，随时随地切断你思想的线索。不断的切割，使你的大脑不再能生长一株你自体的思想胚芽，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思想的沟回里就插满了标准件一样的塑料枝叶，密密麻麻、青葱壮硕，你不再以为这里还需要生长什么，你不再为一个幼弱的思想胚芽而感动，你不再能作出你自己的判断，于是，脑的萎缩也就开始了。当时长年驻德的美国记者夏伊勒先生，后来在其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中谈到纳粹的广播和报刊时写道:“尽管我有很多机会知道事实真相，尽管我根本就不信任从纳粹方面来的消息，但是多年来一再听到捏造的和歪曲真相的报导，自会使人留下一种印象而常常受其迷惑。凡是没有在极权国家里住过多年的人，就不可能想象，要避免一个政权的不断的有用意的宣传的可怕影响，有多么困难。” 所谓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这种语言的暴力，是经由极权国家的宣传机器实行的，相形之下，“禁止收听敌台广播”，违者送入集中营或劳改营一类的措施，效力总是小得多。这种语言的暴力，以它的铺天盖地之势威慑你，迅速地用那毒素改造我们的语言。经过千万年时间的淘洗，一代又一代先贤性灵的浇灌，如此美丽的，具有弹性和张力的，充满生机的，激活思想和情感的语言，迅速地僵硬了。沿着这种僵硬的语言，我们似乎无论从哪里开始，都总是到达统治者指定的地点。在我们生存的世界，到处置放着蜕离了生命的语言硬壳，这些壳总是巨大的，眩目的，起初我们只在那里暂且躲避危险，保全性命，但一再的躲避，使我们渐渐对此习以为常了，后来那硬壳就成了我们的家，成了我们躯体的形状。 语言环境对于人的心智的成长是决定性的。 专制独裁者──尤其是在有了现代传播媒介的社会实行专制的独裁者，必须是制造语言环境的大师。希特勒及戈培尔之流，就是这样的大师。他们善于制造标语口号，制造革命术语和政治运动，制造没完没了的集会和狂欢。他们善于把人们生存的空间搅得喧嚣沸腾，消灭掉任何可能使人安静地阅读的角落。是他们最先发现，演说辞和书面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群众集会和个人阅读在专制社会中的截然对立：在群情沸腾的演讲大会上，在广播喇叭没有间歇的喷射之中，个人的思想路径是荒芜的，寂静的；而在个人寂静的阅读之时，在徐缓的、只与你单独交谈的书面语面前，思想的空间却无比广阔，思想的海洋却风暴频仍。 语言不仅限定思想的范畴，而且可以改变思想的性质，改变人的情感和良知。为此，希特勒成功地进行了语言的置换，而置换的规则是消灭个人的语言感觉，把一切放到集体、国家之中。譬如： 指称纳粹党的理想，就说成“国家的”“民族的”“德国人民的”理想； 指称极权专制的第三帝国，必须叫做“祖国”“伟大的德意志祖国”； 指称大独裁者的意志，自然读作“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党和人民的最高意志”；…… 由是，纳粹的宣传部长可以列出这样的宣传用语：“你的祖国叫德国。爱她要胜过一切。”“德国的敌人也就是你的敌人。要对他们恨之入骨。”“要为德国而自豪。你当为这样一个祖国而自豪。”…… 处于自然的飞行状态的个人思想自由，在这样一些巨型障碍物之下，是很容易折翼的。你甚至不知道子弹来自哪一个方向，你突然就扇不动翅子了。而且，就在你疼痛的那一瞬间，你发现你已堕入了另一个时空，在这里，所有的词语都是锃亮的，到处在反射着强光，你只觉得躁动，却不再能抚摸词语，无论古老的词语还是新鲜的词语，与你之间都隔着一道公共的栅栏，你失去了对语言的感觉。 你必须学会在这个世界里生存，必须适应这个世界的语言方式。当你说“老树”的时候，不要企图感觉年深日久的肌理；当你说“书籍”的时候，你不再有赴秘约般的个人的温情；当你说“祖国”的时候，你会认同这块土地当下的现实，安于现实中受奴役的状态，你会告诉自己以及亲朋，对你们的役使乃是祖国的役使。 “我们所进行的，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的、独一无二的事业”——这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革命术语，在这盏巨型的射灯之下，世界是这样变形的： 煽动种族主义。是因为“只有雅利安人才是一切高级人类的创始者，因此是我们所谓的‘人’这个名称的典型代表。他是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从他的光芒四射的额头，永远飞迸出神圣的天才的火星，……” 焚书。它的激动人心之处在于“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在这火光之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 迫害艺术家，扫荡艺术作品。这是“把那些有传染危险的腐败霉菌从觉醒的德国艺术中清除出去。” 相对论。那叫做“犹太人的伪科学”。 巩固独裁统治。那叫做“德国现在需要的是秩序”。 而成群结伙的街头暴徒捣毁犹太人的玻璃窗，袭击犹太人的店铺的罪恶夜晚，更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做“水晶之夜”。…… 在谈到纳粹对青少年的教育的时候，希特勒曾如此宣称：“在一个短时期后，他们就将不知道别的，而只知道这个新社会。”现在通过这种语言的巫术，希特勒不仅成功地使青少年不知道别的，也使他们的师长和父兄不再知道别的了。当孩子们在语言的巫术之中学习发声，学习阅读，学习振臂高呼的时候，我们将以什么样的途径，把人类最宝贵的遗产——良知，传递给他们？虽然纳粹党自称他们的事业独一无二，但在人类历史上，用语言的巫术使整个民族陷入一种被催眠的状态，使整个民族丧失理性，这种莫大的羞辱，却并非只是绝无仅有。 现在，一切最残忍的暴行都不再引起良心上的不安。屠杀的替代词是“重新安置”，是“疏散”；送进毒气室的替代词是“转移”，“特殊处理”；灭绝犹太人，焚尸炉日夜不停地焚烧，成千成万地焚烧，这种情景的替代词是“最后解决”。说那些刽子手们全都是天生残暴，杀人成性，是不公平的，上帝造人的时候，赋予了每个个体何等样的不同！然而，此时他们却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全都相信他们正在进行“决定祖国命运的战斗”，而这战斗是“历史上从未写过、将来也不会再写的光荣的一页。” 语言的巫术，是从个人失去表达的自由开始的。假如没有遭遇过语言的暴行，没有人类社会自由的原则相对照，我们也许不会意识到，表达的自由，是个人得以安身立命的必需的居所。上帝给予各个民族丰富多姿的语言，在词与词之间设置了细若发丝的变化，句式与句式蕴藉着不同的体温；由我们最亲近的人（而不是由国家机器）教给我们那些最亲近的词汇，由最沉静的书籍（而不是由电喇叭）传递给我们最幽远的情感；漫长的人类之旅，有一个一个哲人和智者，把一个一个经由他们心灵擦拭过的词语放到我们面前，启迪我们的知性和灵性；……这一切，足以让世界明白个体的差异和个人的权利。保护自己生存的居所，这不是上帝的事情，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如果容忍一个巨大的电喇叭凌驾于人海之上，容忍旷世的寂静之上鼓噪一个权威的声音。那么，整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会向哪里滑陷，这不需要想象，因为这是我们早已看见过的。
伯尔的小说《女士及众生相》中，说到女主人公莱尼曾连续两年获得“全校最标准的德意志少女”的称号，这在小说中是不大起眼的小事，但有几句交代很有意思：一是这个评比是由一个在各校巡视的人种学会主持的；二是莱尼甚至一度被提名为“全市最标准的德意志少女”候选人，可惜只得第二，因为另一位少女的眼睛颜色比她浅；三是莱尼念书吃力，使自己和老师都受罪，学校曾想把她转到专为智力差的儿童开设的辅助小学去，但没能得逞，理由再简单不过——难道能把“全校最标准的德意志少女”送到辅助小学去吗？按小说中的叙述推算，这时该是1933—1934年。此时第三帝国已经诞生，这个庞然大物，在纳粹党的语言中，被称为“千秋帝国”。 这个千秋帝国给了德国重新崛起的希望，它整个勃兴的精神醉态，是倚恃在远古日耳曼人英雄史诗般的神话上的。酒窖里的藏品，总是年代愈久远，愈是令人心醉。尼伯龙格的指环是一杯，神圣罗马帝国是一杯，腓德烈大帝是一杯，俾斯麦的铁蹄是一杯……一个民族痛饮从前的辉煌，是一幕极具色彩和动态的场景，它让人想起生机盎然的春天。追怀、感奋、希望和梦想，都泡胀了，从萎顿的泥里探出头来。然而这也是霉菌欣欣向荣的气候，有时由于原因不明的紊乱，霉菌的覆盖能力甚至比春草更强。是的，一个民族是从她的神话开始的，这片古老的土地能掘出多少古老的神话！战争的神祗和勇士，恶魔和巨龙，流血格斗和原始的部族礼法，血统的光荣，死亡的高贵……多少年来，就像土壤一样，栽种一个民族的精神，制造着那些精神作物的一致性。对春天渴望久了，人们不会追问那骤然降临的春天的来历。当那支巨大的权杖尝试着挥舞，把陈年老酒翻搅成极权社会的意识形态，不间歇地灌给醉者的时候，痛饮的人们已不再能辨别其中异样的滋味了。 据说德文VOLK一词很难确切地翻译，通常它是译作“民族”或“人民”，但其实它有着一种更深的别样的意义，它有一种以血统和乡土为本的原始部族社团的精神。母语对于人的思维逻辑和情感定势是决定性的，当我们说着这个时而叫做“民族”，时而叫做“人民”的词的时候，我们无法想象它在德国人情感反应中所达到的烈度。这个“民族”，早已不是所谓世界民族之林的那个民族；这个“人民”，更不是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以及一切具有现代意义的革命，所确认的那个人民。 但是，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在那个极权社会里，它根本是强制性的。它的强制性不仅在于监狱、刑罚、警察、密探、党卫军。它更在于只能发出一种声音的报刊、广播、招贴画、教科书、学者的学术、作家艺术家的作品……还有深入到人们各个生活角落的组织活动，比如那个人种学会支持的“全校最标准的德意志少女”的评选。 血统和乡土，它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唤起的是何等炽烈的情感。一如那位著名的德意志哲学家兼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所说：它具有一种神秘的性质，是理性、科学的分析所无法说明的。 而专制者恰恰需要这种神秘的性质。 假如没有这种神秘的性质，用什么把人民凝聚在其周围呢？种族是一个精神单位，凭藉它，民众和领袖成为一体。 希特勒这样解释他手中舞动的旗帜：“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卐字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的斗争的使命。”也许这面旗帜还不够通俗易懂，这位大独裁者又设计了作为补充的纳粹锦旗：黑色金属字，一只鹰踩在银色的花环上，上书“觉醒吧，德意志！” 多么激动人心！民族！使命！鹰！觉醒吧，德意志！这一切，是怎样地吸引着混乱年代彷徨无依的民众。一如那位率领着他们奔向民族复兴的领袖所说：“这是一个真正的象征！”这个象征物划出了一条既古老又翻新的道德界限——民族—祖国—国家机器—现存体制—领袖，这一切已溶为一体，背离领袖就是背离自己的民族，批判现存体制，质疑国家机器，就是对祖国的叛卖。 茨威格当年在谈到中学的历史教科书时愤然指出：“……对世界，我们就只能从民族利益的视角去看，而不能用自由的、合情合理的眼光去看。今天的所谓德国民族教育，还在那个时候，就使人的精神面貌和看法早早地开始一律化，趋向口径一致。只有完全客观才有意义的历史，被勺子乱搅着，剩下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造成爱国公民，造成未来的士兵，造成没有意志的奴才。由于这种被灌输的信念，我们有责任对自己的国家和国家制度忠顺，而对其他一切国家、民族和种族，则应当鄙视，……” 茨威格所憎恶的这类教科书，早在世纪初就存在着了，这种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菌种，甚至还可以更往前去追溯。它在某种土质中传承繁衍着，像酒窖里的酵母，地窖里的土豆芽，只等着一个特别的时刻。而希特勒带来了这一时刻。 希特勒可以说是深知一个民族的心理，《我的奋斗》中有一段话颇为令人感叹，他说： “居压倒多数的人民在天性和态度上是如此地脆弱，以致用严肃的推理远不如用情感更能支配他们的思想和行为。 “这种感情并不复杂，而是非常简单，千篇一律。它并没有多方面的细微区别；它只是肯定和否定；爱或恨，正确或错误，真理或谎言，决不一半这一半那，决不要么部分，要么全部。” 于是，祖国就是祖国，你不再可能区别古老文明的光辉和现行专制政体的罪恶；民族就是纯洁的血液，你更不可能在那里分析自由的人道的因子或卑污的残暴的因子。“无论对或错，祖国总是祖国！”这竟然成了知识分子的信念。爱或者恨，因其简单，所以尤其鲜明，尤其强烈。更何况，对这个民族—祖国—国家机器—现存体制—领袖等等溶为一体的庞然大物，动辄使用“母亲”这类情感极致的称谓呢？一场政治的情感瘟疫，就剿灭了理性，疯狂地四处蔓延了。 那位“全校最标准的德意志少女”莱尼，在这样一场瘟疫期间却有了一点正常人的情感，她爱上一位苏联战俘。伯尔给她安排的遭际真是太特殊了，也许没有这样极其偶然的正常情感，你无从感受到瘟疫的可怖。莱尼试图探测这片瘟疫的土地是否有正常情感的容身之地，她聪明地编造一个德国少女与英国战俘的爱情故事，以咨询亲友。这些亲友都是普通的德国百姓，跟我们每天在菜市场里，人行道上看到的百姓是一样的。亲友们多数主张把他们枪毙，或强制绝育，开除国籍。等到她编出波兰人或苏联人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至少得处以砍头。 这是小说里的例子，而历史记载的真实例子更多得多。 比如尼缪勒，一战时的军人，战败后的农庄主，神学家。他曾拒绝向希特勒宣誓效忠，宣传反对纳粹的理论，他被捕，备受折磨，被送到集中营。但是，二战爆发后，他自愿出来担任德国的潜水艇司令。因为祖国利益高于一切。 比如莱纳德，海德堡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就以他非理性的情感逻辑攻击“犹太人的物理学”，指斥爱因斯坦“这个犹太人显然不了解真理”，“犹太物理学是一种幻觉，是德意志基本物理学的一种退化现象”。从而使他的学派被贴上“德意志物理学”的民族标签而备受推崇。 比如霍斯，党卫队员，驻守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长官。在纽伦堡受审的时候，他从容叙述对犹太人的灭绝工作，对自己的杀人罪行全都供认不讳——甚至还夸大其词。俨然一个杀伐异类的民族英雄…… 如此，就不难明白何以会发生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一场残绝人寰的屠杀，可以说是得到整一个自认血统高贵的民族默许的。由此我似乎也明白了犹太人何以很少反抗，因为他们没有祖国可以凭恃，也没有所谓的“民族自豪感”可做支撑。他们总是顺从地脱下衣服，走进毒气室，当他们在毒气室里成堆地死去后，是他们的同胞把他们一个个拖出来，送到焚尸炉去，而做这些工作的犹太人也知道，几个月后自己同样会成为尸体堆中的一员。还有那些集体被枪杀的，他们顺从命令为自己挖坟坑，然后顺从地脱衣服，按外套和内衣分类放好，一声也不叫喊，一家一家地聚在一起，互相吻别，等待着刽子手的手势，一批一批走到枪口下面。在这些场合，他们的人数往往数十倍、甚至数百倍于刽子手，但反抗几乎是没有的。犹太人此时的荏弱，与他们后来在建立以色列国时的英勇，恰成鲜明对比。 到一切都平覆了，第三帝国也作为一道深深的伤口在德国人心里平覆了的时候，许多德国人依然难以从那场瘟疫中痊愈过来，他们依然这样小声辩解说：希特勒不是德国人，他是奥地利人。而梅尼克，一位有理性的历史学家，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在写《德国的浩劫》这样一部谴责法西斯的著作时，也把希特勒称为“混血儿”。 即使这确有根据，但其意义何在呢？所谓民族，所谓祖国，原是一些无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边界暧昧的概念，需要明白的是，它在我们个人的心中所指的是什么，而统治者或极权社会意识形态所赋予它的又是什么。 十八世纪俄国沙皇曾禁止使用“祖国”一词，规定必须将其改为“社稷”，他是深知其间的区别的。但后来的专制统治者倒极希望模糊其间的区别。当此时刻，我们必须清晰地分辨其间的界限，理性地审视民族、祖国、国家机器、现存体制、领袖等等内质绝不相同的东西。从祖国一词中，剔除君主的社稷；在民族情感中，剿灭引发瘟疫的病毒。无论怎样纯洁的血统，怎样至上的民族利益，怎样炽烈的爱国主义，也绝不能取消我们的自由和权利，绝不能把自己与专制体制或大独裁者联结在一起。 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恰达耶夫如此表述：“爱祖国——这是壮丽的事情，然而还有更壮丽的事情，那就是爱真理。”“我并不想学会带着闭上的眼睛、崇拜的大脑、封上的嘴巴来热爱祖国。”这种绝望的挚爱和痛苦的反叛，奠定了高贵的俄罗斯思想。 在二十世纪的英国，知识分子福斯特这样宣称：“人们被奉劝抛弃温情，献身于这个那个大义名分的运动。我讨厌大义名分。如果我不得不在背叛祖国或背叛朋友里二者择一，我希望我有勇气背叛祖国。”“英雄崇拜是愚蠢而危险的。民主政治的附带优点之一恰在于它不鼓励英雄崇拜，不生产伟人这种难以管教的公民。”这种鲜明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构成了现代文明的精神支撑。 即使在纳粹德国，也有众多背井离乡的知识分子，承受着诸如“叛国”之类的责难。而留在国内的雅斯贝尔斯却决不说可能被认作赞同当局的话，他只信任那些一心盼望德国失败的人。他的手边随时有一小瓶氰化钾，以抗拒盖世太保的拘捕。如此情形中他继续在著述中写着：“一个民族受到罪犯国家打击的经历，改变了人们与这个民族的关系。”“我们活着，这是我们的罪过。我们在上帝面前知道，什么东西使我们深为羞辱。” 什么是民族的尊严？一个将公民的眼睛和嘴巴贴上封条的民族是没有尊严的。一个取消大脑，践踏个人自由的民族是没有尊严的。一个倒伏在专制强权之下，到处流行政治的情感瘟疫的民族是没有尊严的。一个无视个人尊严的民族是没有整体的尊严的。一个拒绝审视自己，用一些含糊的修辞遮掩罪过，拒绝忏悔的民族，同样是没有尊严的。 当勃兰特总理在华沙死难者纪念碑前跪下的时候，世界为之屏息。而德意志民族的尊严，恰恰是在这忏悔的勇气中重建起来。 199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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