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２年，我大学毕业被留在学校当助教，次年带着一班毕业生到上饶市搞社会调查。我本可不去，但那是我度过几年难忘时光的城市，在我百般要求下，总算如愿以偿。
　　我站在信江的浮桥上，瞧着伸手可及的湍急江水，身体随着桥的抖动而晃晃悠悠，恍恍惚惚间我似乎回到了过去的岁月。
　　那时我父母在上饶师范工作，每天蒙蒙亮我们四、五个教工子弟就背着书包踏着野草上晶莹的露水珠上了路。上饶二中在河对岸，我们中途得搭乘渡船过河。上船后，我抢着接过船老大手里的竹篙，一杆一杆地撑着船。久而久之，我也成了技术娴熟的老师傅，可以分毫不差地把船撑往着陆地点，并且与撑船的老人、后来是他的儿子交情都很不错。
　　上了岸，经过夹杂在菜园地中的铁路党校，迈上了一条柏油马路，这就是水南街了。两旁全是参差不齐的房屋，有商店、小工厂、自行车铺、小旅馆、理发店，居民住家，等等等等。短短的水南街弥漫着南方小城市的全部气息。
　　早晨，街道旁倒处是卖早点的摊子和铺子。大铝锅冒着腾腾热气，那是煮汤粉用的。上饶的汤粉其味奇特，且鲜美无比，粉足有筷子般粗，沸水中滚一滚，加入葱、红辣椒沫、肉汤，用筷子挑起放入口中，嗦溜嗦溜，又韧又有嚼头，眼睛还能从大碗的边缘漫无目地的看着推小车的老表，担着新鲜蔬菜的农妇，脚步匆匆上班的人，还有成群结队上学的小孩。此时你已经满头大汗，辣得咀巴都合不拢，腹内充实，站起身，只需付一角伍分，你就可心满意足地迈出店门了。
　　我最喜欢吃的还不是汤粉，而是"油条夹麻子果"。通往水南街的一条苍子的出口处，有家不大的小吃部。大师傅很胖，身上永远搭着一条长长的白色罗卜巾。一只木盆放着一团已制好的糯米粑，师傅用左手扯上一块，捏在手心，然后用力挤压，在大拇指与食指的虎口处，糯米粑渐渐被挤出一个小球，再用右手扯下。另一只小瓷盆放着豆粉、芝麻、糖的混合物，糯米小球在里面滚上几滚，沾满了黄褐色的粉。取一根炸成金黄色的油条，将糯米球粘在上面，一排垒好后，再垒上一层，把油条对折，就成了一副"油条夹麻子果"。斟上一大碗开水，
有钱的话叫上一碗汤粉，吃的时候，咀巴必须张成"虎口"状，用力而又小心翼翼地咬，先是油条的脆香，然后是豆粉、芝麻、糖的香甜，再是糯米粑的软，真是满口香甜脆软，那滋味美得难以用言词描绘。
　　晚上放学回家，肚子里常常叽叽咕咕，张大眼睛左右搜寻，马上可发现卖肉烧饼的摊子。一只大汽油桶改成的烤炉，旁边放一案板，上面整整齐齐排列着做好的圆圆的烧饼胚子，上撒满了星星点点的黑芝麻。师傅用手一个一个贴在烤炉的壁上，不一会，炉内飘荡出一股浓香，白色的烧饼渐渐发黄，直至有些微微发焦，有的裂开一条缝隙，里面的肉油渗出，整个烧饼变得油汪汪的。递上一角伍分钱，就可买上三只。小心翼翼地咬下去，烧饼的表层涂了一层糖浆，甜甜的，加上焦脆的表皮，以及里面被烤熟的肉沫馅，又香又脆又鲜。我觉得神
仙也会为此垂涎三尺，思凡下界，赖在上饶水南街不走，为的是吃这肉烧饼。
　　我谢绝了主人每天西式早点的盛情款待，清晨从地委招待所漫步而行，在老电影院处往下走，穿过信江上的浮桥，来到河南岸，走上了水南街。街道两旁的房子拟有很大改观，但那些小吃铺小吃店依然故我。大师傅面孔不熟，手艺却还是那般的好。先来碗又辣又鲜的肉丝汤粉，外加一付"油条夹麻子果"，临走前又买上十来个肉烧饼，带回去给大伙尝尝。
　　我在外晃荡了十余年，再回上饶，对街上车水马龙的人流没什么感受，对渐渐拔地而起的高楼印象不深，唯独对上饶的汤粉、油条夹麻子果和肉烧饼感触最多。这感受何处来？我想，它们已不是几种简单的小吃，而是一种上饶文化。吃这些东西，对上饶人而言，也许仅在裹腹和好吃；而对在外的上饶游子和曾在上饶呆过的过客而言，就不仅仅是充充饥和打牙祭而已。它们犹如一张文化之网，使人情不自禁地沉醉在浓厚的上饶文化的氛围之中，使过客们对上饶思念之倦恋之；而在外的上饶游子则在这些具体之物上酿造出浓浓的思乡之情。这就是建立在人生真切体验之上的文化凝聚力和向心力。
　　我的好友、上饶人刘锡秋律师用筷子挑起粗粗的汤粉，堵得满嘴满口，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回上饶我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到街头小摊吃上一海碗汤粉”。我被肉烧饼烫得嘶嘶哈哈，勉强应道：“来上饶我非得先过过油条夹麻子果和肉烧饼的瘾不可。”诚哉斯言，乐哉斯行，美哉其吃。